商鞅从其“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这就是说，人生而有喜好，有憎恶，所以才能够对其进行统治。
一国之君主不能不仔细考察人们的喜好和憎恶，因为它是实行赏罚的出发点和基础。喜好爵禄、憎恶刑罚，这是人之常情，国君用赏赐爵禄、适用刑罚来控制人们行为的意志，就可以树立自己所要求的价值取向。
基于这样的认识，商鞅主张治国必须赏刑并用，缺一不可。他说：“赏者，文也；刑也，武也。文武者，治之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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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影响
商鞅在变法之争时提到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就成为了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使秦国领先于山东六国。
其次，商鞅执法不避权贵、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坚决贯彻了法家的这一主张。最后，法家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商鞅一样抱着法家“明法”的态度和精神来推行政治改革，让百姓知晓法律。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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