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迁编《史记》,班固编《汉书》得到的启示:
能够编撰这么巨大的史书必须具有着坚持不懈的毅力,即要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另外还要有一定的批判精神,要有自己的主观的见解,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做事
延伸
《史记》与《汉书》
《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十四史”,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著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
《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
十四史”
,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
纪传体。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
,只改“书”为“志”
,
取消“世家”
,并入“列传”
。
《汉书》的许多许多“纪”
、
“传”
大都采用
《史记》
原文。
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
《史记》
,
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
比较尊
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和司马迁一样,班
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
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
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和《史
记》一样,
《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
都是很大的。
《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
历史,
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
有利于君主独尊地
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
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
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著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同创于汉代的两部纪传体鸿篇巨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首
先,体例方面,
《汉书》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
如改“书”为“志”
,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
从二书体例
比较我们不难发现:
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
异:
《史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
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
发展之脉络。
《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
正统、重体例之严谨。
从史学思想上的比较来看,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
述史体例,
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
“安危在出令,
存亡在所任”
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
而他也尝试对历史变化规
律进行探讨,
认为统治者应该顺应民众求利的自然之势来制定政
策和组织经济活动。
《汉书》也重视民生经济,但它唯心思想教
浓,且极力维护封建教条和封建伦理,与《史记》在一定程度上
能为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发言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能体现
《史记》
、
《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
、
《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
道德的产生,
《史记》
、
《汉书》都征引《管子》
,司马迁强调经济
所起的决定作用,
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相吻合。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
,则
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从文章风格的差异看来,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
《史记》是
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司马贞在《史记索隐
后序》中曰:
“夫太史公纪事”
,
“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
,
“或得
之于名山坏宅”
,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比如,
《淮南衡山列传》引
民歌: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
容。
”
《佞幸列传》引谚语: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