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1、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2、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3、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
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4、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时年62岁，永远的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 关于郑和下西洋几个问题的争议
缘起：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媒体上刊发了一系列文章，有些问题引起了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郑和船队是否发现了新大陆？郑和下西洋是否“推动”明王朝走上闭关锁国之路？
观点：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种观点：一是“寻找建文帝”说；二是牵制之说；三是“收罗张士诚、方国珍水师余部”说；四是“彰显国力”说；五是“招徕贡使”说；六是“开展海外贸易”说。这些说法虽各有支持其说成立的事实依据，从某一方面解释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动因，但又都不能独自全面地解释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或许只有把这些观点综合来看，才能得出一个较为全面的结论。
关于郑和是否发现了新大陆的问题。英国退休潜艇指挥官、业余航海史学家加文·孟菲斯的《1421：中国发现了世界》一书在中国正式出版。在书中，他提出，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环绕地球航行的队伍，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早了92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了116年。论据是他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搜查资料时发现的一幅日期注为1459年的投影图，上面绘有非洲南部和好望角。当然还有其他文字论据。孟菲斯认为，中国人通过15世纪的一系列航海活动，绘制了大致正确的世界地图，而西方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是在使用了15世纪、16世纪初绘制的世界地图的前提下，由葡萄牙人完成了“发现新大陆”的壮举。但国内大部分史学家坚持认为，在中国历史中目前还没有找到这样的记载。根据明朝祝允明所撰《前闻记》记载：郑和最远到达了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即今天的索马里、肯尼亚等地。关于郑和下西洋是否“推动”了明王朝走上闭关锁国之路的问题。对此，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导致了中国的闭关锁国。有人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随着郑和多次大规模下西洋就出现了一种客观效应，即启示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因此，郑和下西洋没有“推动”闭关锁国，相反促进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
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对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关注。在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五百年的时候，西方许多学者想起了郑和航海。《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专文探讨郑和航海，再次提出问题：如果中国持续发展了郑和时代的开放政策和航海探险，那么，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当年中国统治者没有根据郑和海洋思想和实践继续推进中国的海洋事业，没有将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转变为商业化、外交化的贸易和知识国家，留下了蜗居、孤立状态的历史遗憾，然而现在中国的发展完全有可能弥补这个缺陷。
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实再一次鲜明地告诉我们：时代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融合和影响将日益重要。开放与包容、锐意探索与和平奋斗，铸造了民族的国运昌盛之道。相反，自我封闭、夜郎自大，则会断送民族的生机。而中华文化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是世界文化领域中的一员主干将，对传播世界先进文化，加强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马袖强在吉隆坡说，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不是威胁，而是可以促进其他国家发展的正面契机。自 1974年马来西亚率先在东盟国家中与中国建交以来，马中双边经贸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现已成为马重要的贸易出口国，这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和长期被误解忽视
长期以来，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郑和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不大；相较于西方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事迹的广为流传，郑和更伟大的7次远航，也未得到民间的足够认识。
澳门基金会主席吴志良博士认为，应该将郑和研究放到更宏观的角度考虑，特别是与西方航海史著作系统的比较研究。目前，郑和研究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定论。对于外国专家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军事远征，吴志良说，船队的2.7万多人大多是官兵，但基本是为了保护船队的安全，“为了和平而动武”不同于“为了征服而动武”。
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吴京呼吁，郑和远航有其丰富科技的一面，应集合人文、科技学者共同探讨，如集合历史学家与造船专家共同探讨郑和的宝船，与海洋学家及航海专家共同探讨郑和的航线，而招募及训练出海大军，建立商务团队，以及庞大船队在海上之统御与补给，都是非凡的管理成就，可与管理专家共同探讨中国古代的管理科学。
北京大学的孔远志教授和杨康善教授通过对东南亚沿海国家与地区的长期实地调查发现，郑和在这些地区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四多，即：郑和寺庙多，郑和遗迹与传说多，用当地语言出版的郑和著作多，纪念郑和的活动和研究郑和的机构也逐渐增多。但在这些影响的后面，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们大多对郑和存在着很多的误解。在大多数华人眼中，郑和是祈福的神；在广大原住民的心目中，郑和只是传说中的“三保公”，他们对历史上的郑和及其伟大功绩了解很少。
使命与功绩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1、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2、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3、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
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4 、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时年62岁,永远的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间
永乐三年（1405）五月己卯，“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五年（1407）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械至海贼陈祖义等”。
永乐五年回加不久复受命出使西洋，永乐七年（1409）回国。
第三次奉命出使，至永乐九年（1411）六月乙巳，“内官郑和使西洋诸国还，献所俘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并真家属”。
第四次，据《明成祖实录》卷86载，永乐10年（1412）“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刺加、爪哇……诸国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实际上该年郑和并未成行，而是驻军长乐县十洋街，并奏建长乐南山行宫以为官军祈报之所。第二年（1413），又重修长乐南山三峰塔寺；4月，“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回语可佐通信者，乃得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直至这一年冬天，郑和才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永乐十三年（1415）七月癸卯，“郑和等第四次奉使西洋等国还。九月壬一寅，郑和献所获苏门答刺贼首苏干刺等于行在。”
第五次，永乐15年（1417）五月十六日，郑和在泉州伊斯兰教灵山圣墓行香并勒石纪念，不久即统帅舟师下西洋；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戊午，“官军自西洋还”，受到成祖的赏劳。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癸巳，“郑和等第六次奉使西洋诸国”；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壬寅，“中官郑和等使诸蕃国还，暹罗、苏门答刺、阿丹等国悉遣使随和贡方物。”
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六月戊寅，“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这时，郑和已所届花甲。宣宗诏谕下达后，郑和并未立即成行。第二年（1431）正月，他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刊勒《通番事迹碑》；十一月，又在长乐南山寺刊立《天妃之神灵应碑》，并“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他才率船队出五虎门，正式起航。宣德八年（1433），郑和“奉使历忽鲁谟斯第十七国而还”。不久，约在宣德十年（1435），他默默地在南京辞世，终年65岁。郑和墓在南京市南郊牛首山南麓，当地群众俗称“马回回墓”。其后裔自明清以来世代相沿，定期来这里祭扫，从未间断过。
人们的评价：
1、认为郑和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开创了航海壮举。
2、认为郑和是亲善大使，其七下西洋之事，促进了明朝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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