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能源合作及对东亚合作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 在中美关系的框架中处理好能源问题可能有利于在东亚地区合作框架下推动能源合作。
早在1979 年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能源便开始成为中美两国政府共同推动的合作领域之一。作为中美科技合作的一部分, 根据1979 年1 月签署的《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两国政府部门先后在高能物理、空间、环境保护、核安全、能源效率等30 多个领域签署了34个合作议定书或谅解备忘录。以双边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为标志, 科技合作与两国商务、经济合作并列为中美两国经济合作的三大支柱。
中美两国的科研部门和能源开发公司在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电动车、多燃料汽车等方面, 通过技术援助、培训、政策分析、资源和市场评价及信息交流等方式, 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与交流。中国在提高能源消费效率, 改善环境和大气污染方面, 得益于包括与美国在内的技术合作。2005 年7 月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6 国发表了《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宣言》。该宣言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机制( 京都议定书) 的重要补充, 也为中美在相关领域展开更全面深入的合作提供了政策框架。
迄今中美两国政府推动的能源合作集中在中国的能源下游领域, 核心范畴和目标是提高中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中美在核能领域的合作, 虽然在1985 年便签署了政府间协议, 进展并不顺利。随着2004 年1 月中美达成《关于在和平利用核能、核不扩散和反恐领域合作的意向性声明》,从理论上说, 中美双方核能领域的合作障碍已经全部消除。但是, 从小布什政府决定在不附加前提条件下同印度展开核能合作这一事实与美国向中国转让核电站技术的复杂性之间形成的对比看, 中美在核能领域的合作依然有一段路程要走。
在石油产业的上游层面, 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出现了美国基于地缘政治考虑对中国获得稳定的海外能源供应施加压力的现象。中国的油气公司在伊朗、苏丹、缅甸等与美国存在双边外交关系困难的国家开采受到了美国的政治界和新闻界的广泛批评。2005 年8 月, 中国海洋石油公司选择放弃竞购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 优尼科)的重要原因便是来自美国国会的政治压力。优尼科的海外资产遍布东南亚、非洲和中亚。中海油或其他的中国公司大规模进入这些地区的油气开采环节, 在美国政治界容易引起地缘政治方面的联想。另外, 美国媒体对中国在南美洲和非洲国家获得上游开采权的努力表示担忧。
一方面,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继续获得国外资源; 在资源( 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 方面的“ 中国因素”既是地区合作的动力也是地区合作的阻力。“ 中国因素”既包括市场供需层面,也包含了地缘政治层面。另一方面, 正如郑必坚先生所说:“ 中美两国已成为从生产和消费两端推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双引擎”。在中美之间如何处理好能源问题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能源安全问题是2005 年在外交事务副部长级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内容的一部分。2005 年7 月中美两国政府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能源政策对话。其内容包括清洁能源、石油天然气、核电、节能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方面。中美两国之间下一阶段的能源合作议题应在继续推动中国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 通过磋商、对话展开在上游和中游领域的合作。这些合作议题应包括:
1) 在中国的油气公司开拓海外开采市场时,如何磨合中美两国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利益;
2) 如何创造一个双边外交政策环境, 以利于中国的油气公司同在美国注册的跨国石油公司在中国、美国以及第三国合作开发;
3) 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维护世界主要产油地区和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
4) 中美两国如何认定海上石油运输通道等国际公共品并为了维护它的高效能使用而共同努力;
) 中美之间如何在民用核能利用的技术和政策层面走向实质的合作, 以推动核能在中国能源供应成分中的较快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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