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的五位贤臣是谁 各有什么才能

尧、舜是我国历史上由部落联盟发展为国家后的第一、二代帝王。帝王的产生由各地的地方领袖(泛称“四岳”)协商推举的，在换届之际，也是由尧征求四岳的意见而后禅让于舜的，舜也依此惯例禅位于禹。但是禹以改为帝王世袭制，成为我国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开国之君。尧在位时，朝中的大臣尚未明确分工，舜继位之后，才开始了官职的设置，行政体制才系统化而完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真正的全国中央政府机构是由舜开始的。记载这次分工的，其最早史籍是《尚书》(俗称《书经》)中的《尧典》和《舜典》，这二典原为一篇，名为《尧典》 (或名《帝典》)，原来的《舜典》失传了，后儒就把《尧典》一分为二，将其后半篇定名为《舜典》了。
二典的由口头文学记录为文字，应该是在文字的出现相当成熟的时期殷商时代开始的，因为《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据国家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11月发布)的研究，夏禹的在位于公元前 2070年左右，而殷商王朝的建立则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那末，二典的产生是在舜时代的四五百年之后，所记史实必然难免失真，而且它的在民间传播，则又是由儒家和墨家开始的。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距二典的著录又约一千年，在长期承传之中，又可能有增删之处。此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一度失传，幸亏济南伏生保存了它。伏生时代，二典已成为仅有的孤本，如有遗漏错讹也无从校勘，自然也有失真的可能。何况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由博士各担任一经的讲授，由于是官学，而且学生的入仕要经其师之认可，因此不敢提出相反的问题，强调“师承家法”，所授经文任由博士主观传授，他所传授的如经其改动，也难于发现，这又更增加了失真的可能。如此看来，二典所记的史实是真伪混杂的，因而在篇章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之处，甚至不合情理之处。但是它终究是最古的记载，我们只能在存疑的情况下予以保留，在有力的反证未发现之前，只能沿袭旧说，以二典为据来叙说这段历史。
由于王朝的行政分工机构是由舜来开始的，引起读者的重视，但在《舜典》中所记的舜所说的“二十二人”与其具体分工的人数不合，从而引发了历代学者的聚讼，说法多种，迄无定论。如今试探求一下，希望能得出一个较合理的答案，敬请读者教正。
据《舜典》文本，舜在继位之后：
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咨十有二牧，曰：“时哉唯食。柔远能迩(怀柔远方，使之靠近朝廷)………蛮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允许之)其下即依次记述舜任命大臣分职的情况：禹被任命时，曾让于“稷、契暨皋陶。”但是舜仍任命之，说：“汝往哉!”并采纳禹的提议，即命弃任后稷，契任司徒，皋陶任士(士师)。然后又征询大家，“畴若予工！”佥曰：“垂哉”，虽然垂将共工一职让给殳斨暨伯与，但是舜不允，说“往哉!汝谐”。舜又向大家询问“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益虽让与朱虎、熊罴，但是舜未允，仍任命他任“虞”这职位。(《史记》则有舜只让朱虎、熊罴为益之佐，之事)舜又“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于是任伯夷为秩宗。伯夷又让职于夔、龙，舜未允许，但是采纳其推荐，任夔为典乐，龙为纳言之职。分配职位完毕后舜于是说“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问题是出在“二十二人”的数目，他具体任命了自禹至龙共九位大臣，如果加上四岳、十二牧则是二十五人，如果去掉四岳，则是二十一人，于是引出学者各作出不同的解释：
(一)东汉马融以为“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无所复敕。禹以下及垂皆初命，凡六人。与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史记·五帝本纪》之《集解》所引)但是，排除稷、契、皋陶，是因居官久，文本并无交代，而四岳等则更“居官久”，为何不排除?又何况四岳并非朝臣。因此不能说服人。
(二)马融的弟子郑玄为了弥补其师说。将四岳排除，另加上诸臣推荐未任职的殳斨、伯与、朱虎、熊罴来代替四岳(参见孔颖达《尚书正义》引文)。因为郑玄知道四岳是地方领袖，连帝王也由其推荐，又是大臣的推荐者，自然不是朝廷命官，所以不数四岳。但是他另举的四人也存在问题，因为这四人名字因读法各异，有的学者渎“殳、斨“暨伯与”。认为殳是一人，斨是一人，伯与是一人，共三人”。有的学者得读“朱、虎、熊、罴”为四人，那末这四人就成为五人或六人，甚至七人了。何况这些人并未承担具体职务，即使依照《史记》的说法，以朱虎、熊罴为佐，也能算数，即使算数，因句读不同，人数各异，还是对不起这二十二人的号来。
(三)宋人蔡沈《书集传》，据程颐、朱熹的意见，则以为“四岳”是“官名，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也。”这倒简便，十二牧加九大臣为二十一，四岳成了一人，正好凑足二十二之数。不过，这说法太牵强武断。因为文本明明在尧、舜征求四岳意见时，常写作“佥日”，即“都说”，如是一人，为何写“佥日”，而且不止一次这样写。更明显的是文本写舜在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至南岳，八月至西岳，十一月至北岳，与“四岳”是一人岂不矛盾？如此武断，是没有说服力的。
(四)近人顾颉刚以为“十二牧”不是先秦的文本原句，而是由汉代人受了汉武帝的将全国划为十三州的启发，去掉中央直辖一州而为十二州，而将原本九州而改为二十州的。这样，四岳加上舜所任的九官，为十三人，再加上所谓纠正过来的“九牧”，正是二十二人。(据《尧典著作时代考》，见河北教育版《顾颉刚卷》)顾氏以禹才开始平九州，不可能在禹平水土之前先画为十二州，故“十二牧”实应为“九牧”。虽然是有其道理的，但在文本中尚出现了“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的文字，并且是紧接舜巡守四岳之后的记事出现的。可见文本是先以四方为基数，每方再加倍，每方各分为左中右三方，正是十二之数，它可分为八、十二、十六，但不能分为九的。《韩诗外传》云：“王者必立牧，方三人者何?(每方命三个人为何呢?)所以使窥远牧众也。”《说苑·君道篇》云：“十二牧，方三人，出举远方之民。”《白虎通义·封公侯篇》云：“唐虞谓之牧何?尚质，使大夫往来牧视诸侯，故谓之牧。旁(同“方”)立三人，凡十有二人。”以上的文献都出自汉代，《说苑》则是辑自汉代以前的旧文的。可见，不应轻易否定“十二牧”而代以“九牧”。从上举三古籍可以看出四岳与十二牧的分别来，即四岳为四方诸侯之长，而十二牧则是朝中命官，“使窥远牧众”，“出举远方之民”，“使大夫往来牧使诸侯。”可见它是朝廷派出的巡阅使之类的官员，是朝中之臣，与四岳不同，故可以归入“二十二人”之数。
如果不从以上诸说，如何解释二十二人的具体名目呢?其实，参照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文字是可以解决的。《史记》原文是抄录《舜典》的，由于传授渠道不同。他依据的文本与今本《舜典》稍有异同。《本纪》在记叙舜“谋于四岳”向群臣分配职务之前，还有一段文字，为：
(舜)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按以上共十人)，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
这段文字中有彭祖其人，正好是十位。但是正如《舜典》一样，在分配职务时，《史记》也未举出彭祖有何分职。这是为什么?清人皮锡瑞在《今文尚书考证·卷一》云：“九官之外增彭祖者，盖史公所据古说有之。《大戴礼·五帝德篇》‘孔子日：举腕、彭祖而任之。’则彭祖自尧时已举，正与史公说合。”看来先秦文本确有彭祖其人，不过在汉儒写抄传授《舜典》时遗漏了，而《史记》所据文本则未漏载。彭祖的失载，也许因他没有具体职务，被抄写者忽略。彭祖之未有明确分职，当如后世的“不管部大臣”或“无任所大臣”一样，是负责协调或代理其他分职大臣的事务的。
据上所述，我们自应依靠《史记》所据的旧说，因为《史记》的撰写，并不必汉儒传授的《尚书》的时间晚，甚至更可靠一些。我们现据《史记》将“二十二人”的名目分列于下：
1．伯禹——司空
2．弃——后稷
3．契——司徒
4：皋陶——士(《史记》另处写作“大理”)
5．垂——共工(另处写作工师)
6．益——虞(另处写作主虞)
7．伯夷——秩宗(另处写作主礼)
8．夔——典乐
9．龙——纳言(另处写作主宾客)
10．彭祖——“无任所”至于十二牧，则根据上举《韩诗外传》等书，认为四方之每方各分左中右三牧。虽然有的学者对“十二州”的解释，参照古书中的州名凑齐，而又各不相同，却难于使用。十二牧为：
11．东方左牧
12．东方中牧
13．东方右牧
14．南方左牧
15．南方中牧
16．南方右牧
17，西方左牧
18．西方中牧
19．西方右牧
20．北方左牧
21．北方中牧
22.北方右牧
这样与前面十人相加，正好是二十二人。
另外，我再重申，《舜典》与《史记》对尧舜的事迹记载，虽来自古久的传说文籍，但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显然不合，因为它的制度甚至比后来夏商还精密。尤其是我们注意到，舜手下的大臣：
禹是夏朝开国之君
契是商朝之祖
弃是周朝之祖
益是秦朝之祖同时，在《史记》有关上述各王朝的《本纪》中都写到他们的姓氏也是舜所赐予的。这就不由得令我们联想到是出于春秋前后的矛盾强调全国团结，强调同祖同根的愿望而拟出的理想局面。这更使我们联想到战国以后，齐国五行学派流行，造出了比尧舜更古的黄帝、炎帝来，以达到加强“炎黄子孙”的共识的目的。虽然，这未必是事实，然而关于尧舜的传说，到底比黄帝的出现要早，是反映着若干史实和史影的，在未有更可靠的文献出现(如近代新发现的甲骨文、汉墓简牍等类)之前，还是以慎重的态度，照录为妥，即使在存疑保留之下也罢。

---作者：徐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