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公元615——967),宋代(公元960——1279)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兴盛时期,尤其是盛唐时期,边疆民族的歌舞艺术大量传入中原,对于中原的音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显然内外文化交流对音乐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唐代的专业音乐有了很高的成就。唐、宋以宋民间音乐中的说唱与戏曲逐浙形成。有关唐代的民歌,我们从敦煌所藏曲子中可以找到一些,如《五更啭》之类。另从当时流传的《竹枝歌》也可了解一、二,竹枝歌是兴起于长江中上游巴渝一带的一种自由吟唱抒情山歌,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白居易都吸收过这种民歌因素,写过一些文人创作的《竹枝歌》。直至今天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的田歌中还能找到《竹枝歌》的曲式结构痕迹。宋代的“曲词”很盛行,当时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新型演唱形式。元代(公元1221——1368)以“小令”闻名,“小令”是民歌的一种,现今西北地区的民歌仍有以“令”命名的山歌。元代的小令流传后世的很少,元代统治者对民间带有不满与讽刺时事为内容的民歌,视如洪水猛兽,严禁传唱。明代(公元1368——1684),清代(公元1641——1911)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中、小城镇市民阶层兴起,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民思想异常活跃,民歌特别兴盛,其数量之多,人民性之强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时已有半职业艺人演唱民歌小曲。到清代晚年(184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封建,反抗外来侵略为主题成了近代民歌的时代特点。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文学家搜集编辑的民歌歌词集,如黄遵宪的《客家山歌》、冯梦龙的《吴歌》、李调元的《粤讴》以及华广生的《白雪遗音》等。
由于个人的偏爱,这些民歌集在品种上大都偏重于民间抒情民歌。其中不少民歌今天仍在民间传唱。更值得提出的是清代著名民间文学家浦松龄的《聊斋俚曲》,选用了明末清初民间流行的五十几种民歌曲牌。其中有一些一直为民间艺人传唱至今,使我们能够听到三、四百年之久的民歌曲调,甚为珍贵。 1.用现有的歌曲调填上新词,曲调基本不变,只在演唱处理以及速度、调高等方面作某些改动,这是最简易的一种。革命战争初期的新民歌和民间歌手的创作中,大都采用这种创作方法。
如《五卅运动》一歌,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将《孟姜女》调填上工人斗争内容的新词而在群众中广为传唱的。 在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传统音乐的五大类是互相影响、互相丰富的。其中民歌最早形成,在其他传统音乐体裁的形成和发展上,民歌起着积极作用,许多歌舞、曲艺、戏曲和民族器乐的品种是直接或间接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各地的“花灯”歌舞、“花灯戏”、“花鼓戏”;牌子曲类、琴书类、杂曲类中的大部分品种;“河北吹歌”等乐种以及许多民族器乐曲牌,如《梳妆台》、《剪剪花》等均由民间歌曲发展移植或改编而来。
民歌对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也有积极影响。 历史上,民歌曾哺育过文人、音乐家和职业艺人,今天仍是作曲家不可缺少的养料。“五四”以来优秀音乐家的许多经典作品都曾从民歌中吸取了营养;聂耳的《塞外村女》、《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船夫曲》、《河边对口曲》、《黄水谣》等。中国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歌剧更和民歌有不解之缘:白毛女的主题取材自河北民歌《小白菜》、《青阳传》、山西民歌《捡麦根》;《洪湖赤卫队》采用了湖北省洪湖地区的民歌《襄河谣》等。电影音乐作曲家雷振邦的《冰山上的来客》成功地运用了塔吉克族民族的民间曲调《古丽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