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多年来，西方各国银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同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发展趋向：一方面，管制放松后，银行竞争程度明显增强；另一方面，经过数次并购浪潮之后，银行市场集中度显著提高。一般认为，增强竞争可以促使银行业以更为低廉的价格向社会提供更多金融产品，能改善社会福利。但就金融监管部门而言，保证银行业稳定似乎更为重要。他们长久以来的信条是，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之间存在着权衡(Trade-off)关系，竞争可能会导致诸如银行破产、银行恐慌等不利于社会的后果，基于这种信条，他们通常会采取某些限制银行业竞争的政策措施。显然，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涉及到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基础理论问题，即，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一、银行竞争与银行风险转嫁
通过将吸纳活期存款与发放贷款两种业务置于同一组织机构之下，银行可以为社会提供特性资产转换服务，这也决定了银行具有财务杆杠比率高的资本结构特征。根据委托—代理理论(Jensen and Meckling，1976)，企业财务杠杠比率越高，其风险转嫁(Risk Shifting)的期望收益越大，从事高风险活动的激励就越强。就银行而言，其财务杠杆比率很高，且其债权人主要由众多分散的小额存款人构成，一般不了解银行经营行为以及潜在风险。当竞争加剧导致银行利润水平下降时，银行股东和经营者将风险转嫁给存款人的动机就可能增强，从而承担过量风险，给银行业的稳定带来潜在威胁。因此，考察银行市场竞争状况是否会影响银行业的稳定性，首先就必须考察竞争对银行转嫁风险产生怎样的激励。
早期研究(Rhoades & Rutz，1982)发现，美国1960-1980年间区域银行市场上，市场集中度与承担风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Keeley(1990)研究了1980年代美国放松跨州设立分支行限制后的银行竞争与大型银行持股公司风险转嫁激励问题。通过构建一个存在存款保险制度条件下的两期状态偏好模型，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和广泛影响力的假说，认为竞争会增强银行风险转嫁激励。此后的一些研究 (Allen & Gale，2000，Hellman，Murdock & Stiglitz，2000，Repullo，2003)进一步证明，竞争会增强银行风险转嫁激励的关键因素在于银行承担过量风险的支付结构，即风险收益主要是归银行股东，而发生损失则主要由政府或存款人承担。
Allen和Gale(2000a)在Keeley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即便不存在存款保险制度，许可证价值(Charter Value)本身也可以解释竞争加剧条件下银行更多承担风险的行为。在他们建立的存款市场Cournot-Nash竞争模型中，竞争加剧将会使得每家银行的资金规模相对于资金市场而言显得非常小，这让银行在作决策时市场利率变动的重要性降低。其结果是，银行经营行为近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行为，并且只要还能获得正利润，银行就会扩大其业务。均衡状态下，市场利润收敛为零，这反过来意味着为了获得正的利润，银行会有非常强的激励去承担风险。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2000)考察了存在资本管制环境中的许可证价值问题o。通过建立存款竞争动态模型，他们发现，如果存款利率是由市场决定的，银行会倾向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来扩大其存款来源。存款利率的提高意味着资金成本的增加，这会侵蚀银行的利润，降低其许可证价值，从而会促使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Repullo(2003)对Hellman， Murdock和Stiglitz(2000)模型作了进一步扩展，银行可以在“赌博性”资产(高风险)和“审慎性”资产(低风险)之间进行投资选择的情形。该模型证明了，如果不存在资本要求，在高度竞争性市场和高度垄断性市场上，银行只会选择投资“赌博性”资产，而当市场状况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时，“赌博性”资产或是“审慎性”资产都有可能称为均衡状态下的投资决策。这一结论与前述论文基本一致，但当在该模型中引入资本要求之后，则无论市场竞争状况如何，银行通常会选择“审慎性”资产。
针对上述模型，Boyd和DeNicolo(2003)提出了批判，认为这类模型仅考虑了存款市场的竞争，是以银行通过贷款形成资产的违约风险和预期回报给定不变为前提的，因而忽略了银行竞争对贷款市场的影响，也忽略了借款企业在市场竞争状况发生变化之后的反应及其对银行竞争策略的影响。他们扩展了Allen和 Gale(2000a)模型，将借款企业纳入到模型中，并得出了与Allen和Gale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随着银行数量增加，均衡的风险转嫁是递减的。
二、银行竞争与授信行为
银行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持有资产的质量，而资产质量不仅受银行转嫁风险动机的影响，还直接取决于银行的授信行为。已有文献关于银行授信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领域，一是竞争对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的影响；一是竞争对银行甄别、监督 (Screening & Monitoring)借款人的影响。
关系型贷款是指银行与借款企业建立长期信贷关系，其本质是借贷双方之间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信息交换，这种信息交换有助于克服一次性契约(Single-Shot Contract)的低效率，进而有助于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和银行系统的稳定。通过建立长期信贷关系，银行可以从借款人处获取必要的属性信息，并能够发展特定产业专门技术(Sector-Specific Expertise)，这有助于银行更加准确评估它对特定借款人授信的风险。对于借款企业而言，由于银行在与其合作过程中可以了解信息，并且更为关注企业未来现金流而非现值，企业可以克服现期信息不透明、资产现值低以及缺乏担保品等困难，以较低的利率从银行获得信贷。
Petersen和Rajan(1995)提供了颇具影响力的实证证据，他们发现，在美国银行集中度高的地区，信贷可得性也较高。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具有垄断性的市场中，在位银行更愿意从事关系型贷款，希望从与新成立企业建立的长期信贷关系中获得长远的利益。但一旦市场竞争加剧，银行因为所获取的借款人属性信息租金价值降低，就会转向“交易型贷款 (Transaction Lending)”，仅根据可观察信息对借款人进行“保持距离”的授信。近期研究 (Boot & Thakor，2000；Yafeh & Yosha，2001)认为，竞争加剧并不必然导致关系型贷款减少，相反，在竞争的环境下，银行可能更愿意从事关、系型贷款。其理由是，竞争加剧后，银行的关系型贷款和交易型贷款收益都会下降，但前者下降幅度要小于后者。
授信过程中对借款人的甄别和监督是银行发挥其经济职能的基本途径(Diamond，1984)。通常认为，如果赋予在位银行以许可证价值或强制提高其承担风险损失的比例，为保证持有资产的质量，银行会降低风险转嫁激励，并会加强甄别和监督。而当竞争加剧后，在借款人投资项目风险状况既定的条件下，银行为了尽可能多地放贷，其甄别和监督激励会相应降低，最终结果可能是，原先在垄断市场条件下无法达到银行授信资格的借款人也能获得贷款，银行授信总量提高了，但资产质量却会大幅度下降，银行业稳定性会因此降低。
Cetorelli和Peretto(2000)建立了一个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考察银行市场的最优竞争结构。模型中，银行具有甄别借款人的激励以区分借款人的质量，然而甄别是有成本的。因为银行可以通过观察竞争对手是否对某个借款人授信来判断该借款人的质量，所以可能会出现“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最优战略是，仅对部分借款人进行甄别，并同时对已经甄别“安全”借款人和未经甄别“风险”借款人授信。在这个模型中，银行数量的增加将会对资本积累增长速度产生负面影响，而当银行数量减少时，信贷可得的总量会减少，但银行甄别激励会增强，从而可以提高“安全”借款人的比重，提高银行业资产的总体质量。
一、银行竞争与银行风险转嫁
通过将吸纳活期存款与发放贷款两种业务置于同一组织机构之下，银行可以为社会提供特性资产转换服务，这也决定了银行具有财务杆杠比率高的资本结构特征。根据委托—代理理论(Jensen and Meckling，1976)，企业财务杠杠比率越高，其风险转嫁(Risk Shifting)的期望收益越大，从事高风险活动的激励就越强。就银行而言，其财务杠杆比率很高，且其债权人主要由众多分散的小额存款人构成，一般不了解银行经营行为以及潜在风险。当竞争加剧导致银行利润水平下降时，银行股东和经营者将风险转嫁给存款人的动机就可能增强，从而承担过量风险，给银行业的稳定带来潜在威胁。因此，考察银行市场竞争状况是否会影响银行业的稳定性，首先就必须考察竞争对银行转嫁风险产生怎样的激励。
早期研究(Rhoades & Rutz，1982)发现，美国1960-1980年间区域银行市场上，市场集中度与承担风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Keeley(1990)研究了1980年代美国放松跨州设立分支行限制后的银行竞争与大型银行持股公司风险转嫁激励问题。通过构建一个存在存款保险制度条件下的两期状态偏好模型，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和广泛影响力的假说，认为竞争会增强银行风险转嫁激励。此后的一些研究 (Allen & Gale，2000，Hellman，Murdock & Stiglitz，2000，Repullo，2003)进一步证明，竞争会增强银行风险转嫁激励的关键因素在于银行承担过量风险的支付结构，即风险收益主要是归银行股东，而发生损失则主要由政府或存款人承担。
Allen和Gale(2000a)在Keeley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即便不存在存款保险制度，许可证价值(Charter Value)本身也可以解释竞争加剧条件下银行更多承担风险的行为。在他们建立的存款市场Cournot-Nash竞争模型中，竞争加剧将会使得每家银行的资金规模相对于资金市场而言显得非常小，这让银行在作决策时市场利率变动的重要性降低。其结果是，银行经营行为近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行为，并且只要还能获得正利润，银行就会扩大其业务。均衡状态下，市场利润收敛为零，这反过来意味着为了获得正的利润，银行会有非常强的激励去承担风险。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2000)考察了存在资本管制环境中的许可证价值问题o。通过建立存款竞争动态模型，他们发现，如果存款利率是由市场决定的，银行会倾向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来扩大其存款来源。存款利率的提高意味着资金成本的增加，这会侵蚀银行的利润，降低其许可证价值，从而会促使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Repullo(2003)对Hellman， Murdock和Stiglitz(2000)模型作了进一步扩展，银行可以在“赌博性”资产(高风险)和“审慎性”资产(低风险)之间进行投资选择的情形。该模型证明了，如果不存在资本要求，在高度竞争性市场和高度垄断性市场上，银行只会选择投资“赌博性”资产，而当市场状况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时，“赌博性”资产或是“审慎性”资产都有可能称为均衡状态下的投资决策。这一结论与前述论文基本一致，但当在该模型中引入资本要求之后，则无论市场竞争状况如何，银行通常会选择“审慎性”资产。
针对上述模型，Boyd和DeNicolo(2003)提出了批判，认为这类模型仅考虑了存款市场的竞争，是以银行通过贷款形成资产的违约风险和预期回报给定不变为前提的，因而忽略了银行竞争对贷款市场的影响，也忽略了借款企业在市场竞争状况发生变化之后的反应及其对银行竞争策略的影响。他们扩展了Allen和 Gale(2000a)模型，将借款企业纳入到模型中，并得出了与Allen和Gale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随着银行数量增加，均衡的风险转嫁是递减的。
二、银行竞争与授信行为
银行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持有资产的质量，而资产质量不仅受银行转嫁风险动机的影响，还直接取决于银行的授信行为。已有文献关于银行授信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领域，一是竞争对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的影响；一是竞争对银行甄别、监督 (Screening & Monitoring)借款人的影响。
关系型贷款是指银行与借款企业建立长期信贷关系，其本质是借贷双方之间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信息交换，这种信息交换有助于克服一次性契约(Single-Shot Contract)的低效率，进而有助于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和银行系统的稳定。通过建立长期信贷关系，银行可以从借款人处获取必要的属性信息，并能够发展特定产业专门技术(Sector-Specific Expertise)，这有助于银行更加准确评估它对特定借款人授信的风险。对于借款企业而言，由于银行在与其合作过程中可以了解信息，并且更为关注企业未来现金流而非现值，企业可以克服现期信息不透明、资产现值低以及缺乏担保品等困难，以较低的利率从银行获得信贷。
Petersen和Rajan(1995)提供了颇具影响力的实证证据，他们发现，在美国银行集中度高的地区，信贷可得性也较高。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具有垄断性的市场中，在位银行更愿意从事关系型贷款，希望从与新成立企业建立的长期信贷关系中获得长远的利益。但一旦市场竞争加剧，银行因为所获取的借款人属性信息租金价值降低，就会转向“交易型贷款 (Transaction Lending)”，仅根据可观察信息对借款人进行“保持距离”的授信。近期研究 (Boot & Thakor，2000；Yafeh & Yosha，2001)认为，竞争加剧并不必然导致关系型贷款减少，相反，在竞争的环境下，银行可能更愿意从事关、系型贷款。其理由是，竞争加剧后，银行的关系型贷款和交易型贷款收益都会下降，但前者下降幅度要小于后者。
授信过程中对借款人的甄别和监督是银行发挥其经济职能的基本途径(Diamond，1984)。通常认为，如果赋予在位银行以许可证价值或强制提高其承担风险损失的比例，为保证持有资产的质量，银行会降低风险转嫁激励，并会加强甄别和监督。而当竞争加剧后，在借款人投资项目风险状况既定的条件下，银行为了尽可能多地放贷，其甄别和监督激励会相应降低，最终结果可能是，原先在垄断市场条件下无法达到银行授信资格的借款人也能获得贷款，银行授信总量提高了，但资产质量却会大幅度下降，银行业稳定性会因此降低。
Cetorelli和Peretto(2000)建立了一个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考察银行市场的最优竞争结构。模型中，银行具有甄别借款人的激励以区分借款人的质量，然而甄别是有成本的。因为银行可以通过观察竞争对手是否对某个借款人授信来判断该借款人的质量，所以可能会出现“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最优战略是，仅对部分借款人进行甄别，并同时对已经甄别“安全”借款人和未经甄别“风险”借款人授信。在这个模型中，银行数量的增加将会对资本积累增长速度产生负面影响，而当银行数量减少时，信贷可得的总量会减少，但银行甄别激励会增强，从而可以提高“安全”借款人的比重，提高银行业资产的总体质量。
股改六年 四大银行形成竞争新格局
“从过去的‘中农工建’到现在的‘建工中农’，国有四大银行的市场影响力在股改后已发生了明显变化。”1月6日，六年前的这一天，国务院决定450亿美元注资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拉开了国有四大银行股改的序幕；六年后的今天，一位金融政策研究人士接受采访中告诉《了望》新闻周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别完成股改或上市后，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各自)竞争力已经开始显著分化。”
对此，一位银行业内人士也向本刊记者证实了银行界对当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地位的新判断。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各使各的高招，在真刀真枪的竞争中，渐次拉开了相互之间的位置。”他用一组2008年的资产回报率数据描述了这种竞争力变化：建设银行以1.31%排第一，工商银行1.21%排第二，中国银行1.00%排第三，农业银行0.84%排第四。
这一点，从近年来国外媒体研究机构评介的各种排名榜单中已有表现。刚刚公布的2009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按照利润额，工商银行212.6亿美元排行第一，建设银行175.2亿美元排第二，中国银行126.2亿美元排第四，农业银行76.59亿美元排第八；按照市值，工商银行排行排第一，建设银行排第二，中国银行排第三，农业银行排第十一。
“肯定地说，随着农行上市最终完成，国有四大银行之间这种竞争在未来将越来越激烈。”知名金融专家卢克群为《了望》新闻周刊分析说，展望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目前尚未到底，国内经济各种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盈利增长和资产质量将承受巨大考验，“竞争变化和市场局面将日益复杂，从这个角度看，银行改革的部分目的已经达到。”
竞争力座次重排
“股改前的银行体制，对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的评判，更多基于银行的个头大小和业务的门类齐全。而现在，市场和监管者更看重银行的营业收入、盈利能力、资产回报率、资产质量和可持续的优势竞争特色。”卢克群认为，以这五项指标为主的考核标准，是当前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原因。
根据2009年三季度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1～9月份，受市场环境影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营业收入均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三大上市银行中，幅度最大的中国银行为-4.8%，降幅最小的建设银行为-0.7%，工行为-2.2%；净利润方面小幅增长，工行增长7.9%，中行4.8%，建行2.3%。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首要盈利来源仍然是存贷款利差，净利差对银行盈利能力至关重要。2008年下半年以来，央行以刺激消费和投资为目的，连续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使得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大幅收窄。2009年上半年，国有三大上市银行净利差均有大幅下降，但建设银行仍然保持了2.34%的最高净利差，最低的是中国银行，只有1.93%。
出于落实4万亿投资拉动计划，过去的一年，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增加信贷贷款规模。其中1～9月份三大上市银行中中国银行最为激进，新增人民币贷款1.05万亿元，同比增长45%；建设银行规模最小，新增0.8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8%；工商银行新增1.01万亿元，同比增长22.06%。
随着信贷规模的激增，任何贷款质量的下降都将导致可能出现重大的盈利隐患。这方面2009年三季度报告中显示，建设银行最为出色，中国银行相对不足亟待提高。具体看，工商银行资本充足率最高为12.60%，最低的中国银行达到11.63%，建设银行为12.11%；建设银行不良贷款率最低为1.57%，工商银行为1.68%，中国银行为1.60%；根据银监会的要求，2010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将提高至150%。目前看只有建设银行以161.08%超过监管要求，而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未达标。
上述金融政策研究人士从个人研究的结果也作出了类似的竞争力判断，“根据对四大行在利差、增长能力、非利息盈利能力、流动性、贷款质量等方面的评估。结果显示，建设银行由于在生息资产盈利能力、增长性以及贷款质量等方面的相对优势，目前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领先，而工商银行紧跟其后，中国银行相对不突出，而农业银行开始奋起直追了。”
在他看来，建行股改后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要继续保持其刚刚在国内脱颖而出的竞争优势，并向国际市场转化这种优势，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现在的竞争优势并不代表未来的优势。不过，‘你追我赶’的竞争氛围已经出来了，将整体上推动中国银行业的进步。”
保值增值超额实现
股改以来，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保值增值率一直维持在100%之上。《了望》新闻周刊从一份部门研究机构的分析报告中发现，自成立股份公司后，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年年完成保值增值任务，农业银行完成股改工作的当年就实现保值增值329.7%。因此，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特别是四大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中央汇金公司的成立，根本解决了产权主体虚位局面，自此，国有资本以国有股份的形式存在，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作为股东的国家取得了剩余索取权和经济所有权，银行则获得了独立的法人财产权资格，自主支配、处置财产。同时，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资本市场上市，使其股权实现了分散化和多元化，同时也开辟了新的资金渠道，提高了资本充足率。更重要的是由于国有股权占控股地位，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维持不变，在广纳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扩大了国有资本的控制范围，降低了国有资本的风险，最大限度提高了国有资本的营运效率。
构建公司治理框架。公司治理框架的建立为商业银行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四家国有银行对各项内部制度改革提出了具体目标：在经营管理与决策方面，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率和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在人力资源方面，取消行政化制度，建立市场化管理体制和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在透明度建设方面，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实施审慎的财务和会计政策，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发挥市场的监督约束作用。
建立外部监管体系。国有金融资产监管体系中，以财政部、银监会、央行等为主的监管机构，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各方面进行监督。一是以资本监管为核心、风险监管和并表监管并重；二是全程监测改革成效，出台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明确了股改的具体方向和路径；三是强化人本监管，进行了严格的任职资格审核，加强了对其品行、操守及实际能力的审查，强化内部制衡机制。
提升财务实力。股改后国有商业银行财务状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资产收益率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平均水平由0.19提升到了2008年的1.27；资本充足率远高于《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8%的标准；平均不良资产率约为2.87%，已达到国际先进银行的水平。
我觉得所有银行都是对立竞争的关系，银行即企业，企业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竞争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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