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是如何管理国营商业的？

从四大利益集团的获益分配来看，洋务运动本质上是一次有利于地方和工商阶层的分权式改革。对于亿万基层民众来说，经济改革如久旱闻雷声，雷声颇隆，却滴雨未落，因此缺乏对改革的支持热情。尤为关键的是，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在改革中得到经济利益，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朝廷的收入仍然依赖于农业税、盐税和关税，在最高执政集团看来，他们既要承担改革的成本风险、制度风险，又要承担道德风险，却看不到政权因此巩固的迹象，甚至到后期，改革诉求已俨然危及政权本身。所以自始至终，朝廷一直对改革抱持敌意和戒心，成为最被动的一个集团。相对的，那些启动或参与改革的人倒成了最大的获利阶层，盛宣怀、李鸿章家族都因此富甲一时，成了权贵贪腐的典型。

所以国企在没钱的时候还是真的很难搞，因此每逢缺钱的时候，比较合理的政策的都是促进经济，放松市场。当时如果中央钱够，会搞洋务运动吗？看来也不太会。因为，老百姓没有赚到钱，中央也没有，却还要承担改革风险。因此作为team leader的中央肯定不会干的。

经济方面，儒家能挑毛病，但是不能提出替代性方案。基本上司马光能说，也能批王安石，但是也有且仅限于说。

司马先生回来后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任命了一个叫李公择的人当户部尚书，李公择是研究小学的，对财政知识一窍不通，这好比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找了个教授来当财政部长，于是朝野哗然。司马光解释说：“我就是要用这样的办法来告诉大家，中央的政策变化了。”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儒家在经济治理上是多么无能，经典儒家从孔孟以来，在理财上一直找不到办法，翻来覆去说的都是“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仁义治国”。儒家反法，反得很猛烈，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可是，一旦掌握了权力，却又提不出新颖的建设性方案，这就是中国历代经济治理的一个重大冲突点：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支柱性的作用，可是在经济思想体系上却无法匹配。

王安石的想法基本上和桑弘羊的相似，青苗是独创。“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基本内容：均输这两个字来自于桑弘羊，就是国家成立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管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这个法令推行后，国家就全面垄断了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一改实行多年的“买扑”、“钞引”等通商制度，朝廷专设发运使一职，财政拨划专项采购周转资金，统购统销，国营专卖；市易法是对城市商品零售的国家垄断，政府在各地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青苗法则是农业领域的变革，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这三大政策，前两者是“桑弘羊版本”的复活，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独创。

当然，你也可以联想下我们的计划经济，你基本上就都懂了。1.管控物价：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道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上涨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管控价格，权贵主义，与市场价格背离。反正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一直在历史重演。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宋代学者郑侠在《西塘集》中记载道，自从实行了市易法之后，商人们都不肯到汴梁来做生意，大家绕开都城而行，因为只要一进城门，货物就可能被全数押送到市易司。后来，这些情况被反映到宋神宗那里，连皇帝本人也觉得太过分了，有一次，他对王安石说：“市易司连水果都要垄断起来销售，实在太琐碎了，能不能把这一条给罢废了？”王安石说：“制定法律的关键是，是否有害于人民，不应该因为它的琐碎就罢废了。”

后世中，粮票各种票，算是基于王安石变法的一个合理性创新。这里多提一下，政府调控的弊端和市场失灵。

有时候，我们就喜欢说市场失灵，市场不好，可是凡事都是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所以我们的目的不是抓住一个不好的东西不放，而是比较，选两种方案，择优而取。这里吐槽下政府调控。

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水灾旱灾，地方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就到处抓人，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

总结，王安石阴影：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所以说，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于是后来有一句熟悉的话：稳定压倒一切，即便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都是稳定。这里插一句，朱元璋的想法就是人民最好成为一棵树，不要流动，像沙子一样的被打散，你看没有人的聚集，如何规模化？基本上都是因为王安石阴影，搞的大家都不太敢改革了，维稳最重要。因此，连经济都不要了，作为经济的子集――贸易，当然是反对啊。所以之后才会有什么倭寇啊，鸦片战争啊，都是闭关锁国憋出来的。

因此内部人民不能交流，形成不了反动势力。这点曾国藩提到过，比如，如果开什么铁矿，就会使得流民聚集，然后只要来个把个洪秀全这种读过书、但是不得志的文人，那么就要暴动了。对了，插一句，洪秀全专门找农民。并且，外部交流也没有，比如修长城，封海，这样外患也去除了。并且派郑和去查岗，看看他国是否构成威胁，也彰显下国力。因此你不得不佩服后世政治真的运用到了极致。于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就全搞农业好了，而且不是工业化的那种。因此这里可以提一下，技术进步。缺乏了人、资本的聚集，难出现硅谷。因此这样的模式下技术一直是停滞的。因此我国之所以技术停滞，大家可以理解为为政治服务，确切说为稳定服务。当然这也是经验性法则，这不能用于任何时期、任何国家。这里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全球化程度低。一旦全球化程度高了以后，势必出现比明清更强大的竞争者，存在被取代的可能。那么势必倒逼明清统治者发展经济、技术。比如，慈禧后来不就只能这么干。但是嘛，当程度低的时候，便可以牺牲效率，完成稳定。这里提一句，鸦片战争是结果，不是原因。因为在打之前，清政府就已经是渣渣了，而不是和日本打了，清政府才渣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