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感觉万历皇帝有些像武宗正德皇帝，很有个性，并且很复杂。万历皇帝，用现代话说，是个很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人。咱们不考虑深层次的问题，单从事情表面上理解的话，比如，大臣们不让他办成他想办的事，他就30多年不见大臣，也不让大臣们顺顺当当的办事，这不是一个很孩子气的人吗？他喜欢郑贵妃，也喜欢朱常洵，却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去处理皇位问题；万历执政中后期对言官深恶痛绝，被某些大臣的奏折气得要死，却不能杀掉他们，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你不觉得这又是一个挺有人情味的人吗？万历在位期间，出的怪事数不胜数，像妖书案、巫蛊案、梃击案这样的大案，万历都在一个相对而言影响面较小的范围内处理的不算很恰当，否则这些政治案件也不会成为历史的谜团。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又是一个懒散怕事的人。万历更像是宪宗、武宗、嘉靖、穆宗的综合体。关于他勤于政事的年份，时间有限。你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思考，谁年轻时没有点雄心壮志啊，这段时间就是凡人与超人的分水岭。能够坚持下去的不一定会成功，但绝不平凡；不能坚持下去的，除了富二代，必定不会成功，而且绝对普通。别说万历办事大臣们处处掣肘，万历的选择并不一定正确。
万历从高拱、张居正手里接过来的遗产是比较丰厚的，而他在他在位期间基本都给造没了，这决不是明君的作为。嘉靖也不上朝，但据史料记载嘉靖批阅奏章是比较详尽及时的，嘉靖属于夜猫子，晚上办公；万历不上朝，也不怎么批阅奏章，所谓万历批阅的奏章、下达的圣旨，到万历20年以后基本都是内阁或司礼监代劳。拟旨虽是内阁的职责，可负责的皇帝会把下达旨意的大意告知内阁，万历20年以后皇帝基本不管这些，有没有他都一样。
楼主不用把当年明月的话太当真，当年明月并不是历史学家，提供的资料也不一定非常准确和详尽。很多史料上的内容和《明朝那些事》并不一致。《明朝那些事》是以刻画人物贯穿明朝276年历史的，而当年明月在描述人物时相当片面，他想把这个人物刻画成正面人物，他就只写此人的正面资料。当然，这也无可厚非，毕竟他是作者。像张璁和桂萼，在书中是比较臭的人物吧？但一条鞭法真正起源于嘉靖9年，一手推动一条鞭法推行的正是桂萼和张璁，张璁廉洁果敢，桂萼勤政练达，算是明朝比较有名的改革家，张居正对张璁也很推崇。而夏言在书中属于正面人物吧，他却是个顽固的保守势力，与世家豪强站在同一条战线，张璁桂萼改革的努力就是毁在他手里，这就是为什么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时期才得到全面实行的原因。徐有贞在书中是个“有不错政务能力的坏人”吧，当然我也不想为他翻案，只不过此人有些事迹当年明月并没有写到。徐有贞在景泰四年曾在山东治水，他做过这样一个实验，a桶底开一大洞，b桶底开若干总面积和a桶大洞面积相等的小洞，泄水的速度b桶要比a桶快，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箱放水流体力学物理实验，被誉为明代治河浚漕的“四大名臣”之一，至今仍有中国古代水利专家的称谓。在他治水多年后，史料记载：“河堤多坏，唯有贞所筑如故。”徐有贞又是明朝著名的书法家，另外，他是祝枝山的姥爷。这些，只看《明朝那些事》是不知道的。申时行在书中评价不错，可实际上他很多时候都顺着皇帝的意思，大事化小，息事宁人；作为内阁首辅，对皇帝错误的行为不能据理力争，总是打擦边球，绕道走，可谓没有尽到身为人臣的本分，所以万历中后期“法纪渐不振”，万历从勤政到怠政的变化他是有一定的责任的，楼主可以看看明史，更具体我就不说了。王锡爵此人《明朝那些事》的读者都知道，也应该知道他让他孙子王时敏代笔给万历回信的事吧？可王时敏携城向清军投降的事知道的人并不多吧？可以说，《明朝那些事》中除了事件发生的时间没错误之外，内容中也有不少错误，对事对人的描写也很片面，不过可以理解，毕竟史书最难写，众口难调。
明亡于万历，至少是亡于万历年间。因为在万历执政期间和万历之后的天启、崇祯年间（光宗忽略不记了），明朝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官员良莠不齐，国运蒸蒸日下；万历三大征之后，明军精锐尽丧、士卒疲惫、饷银匮乏。到崇祯年间，本想励精图治，可没想到天灾人祸一起来，打李自成时满清的野蛮人在关外捣乱，想攘外安内朝廷里的言官骂声一片，守北京时又碰上瘟疫，城破时崇祯鸣钟召集大臣，之前颇有民族气节反对与满清和谈的忠臣清流们“皆不来”，大臣皆可杀，真的。明朝气数已尽，崇祯无力回天，可造成这一切的，正是万历。在张居正的余晖下，他的怠政乱政没有造成最坏的结果，他本人也不是最昏庸的皇帝，但这苦果，最终落到了他的孙子头上，他最喜欢的儿子朱常洵，也被做成了肉汤。
最后，为什么明朝十三陵，单单万历的定陵被“考古”了？万历的棺椁和包涵了大量历史信息的遗骨，在文革的洪流中也被付之一炬。天怒人怨，祖宗都不容了吗？不一定。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仅仅只是历史的巧合吗？

　　《明史·神宗本纪》（张廷玉撰经过大清乾隆皇帝审阅过目）：“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郁症的临床表现。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