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美人的创作背景

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的有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史称“战国七雄” 。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各大国间兼并战争愈演愈烈 。在战国前期，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社会改革，其中魏国的李悝变法使魏国首先成为战国初年最强盛的国家；魏国的野心引起韩、赵的不安，三晋联盟破裂，同时秦国和齐国开始强大。在齐威王进行改革以后，齐国成为魏国霸业的竞争者；赵国在反对魏国称霸的基础上和齐、宋建立了齐赵联盟。商鞅在秦国主持的变法取得了卓著的成效，秦乘魏国在东方和齐赵斗争之机，也向魏进攻；魏国没有力量同两方同时进行战争，只得与赵国结盟，同齐赵妥协，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西边的秦国。
韩国怕魏国继续强大，在共同反对逢泽之会的条件下和齐国亲近起来；魏大举攻韩，韩向齐求救，齐攻魏救韩，自马陵之战以后，魏国惨败又遭三面夹攻，被大大削弱，齐国代替魏国而称霸，出现了秦、齐东西对峙的形势。各大国陆续称王，作为缓冲地带的小国大量消失，大国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秦、齐彼此展开了争取与国、孤立敌国的斗争，而魏、赵、韩等国内部也分成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两派，列国间从而开始了合纵连横的活动。 楚国在各国中领土最大，但由于旧贵族权势太大，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使其国力迅速强盛，但是吴起被害后，吴起变法实际上失败了。经过政治改革，楚国的最高官职仍旧是令尹和柱国（或上柱国），令尹相当相，柱国相当将。当时的楚国有带甲的步兵百万，车千乘，马万匹；楚国虽然社会改革不彻底，但疆土最大，人口众多，能够调集百万大军，举足轻重。
魏因为受到齐、楚的打击，不得不采用秦相张仪提出的策略与秦、韩联合攻击齐楚，却又不肯听张仪推行的连横策略带头投靠秦国，于是秦国出兵攻占了魏国的曲沃、平周两地；这对其它各国威胁很大，因而齐、楚、燕、赵、韩五国就出来支持公孙衍的合纵策略；公孙衍发起合纵联合东方各国以对抗秦国，便有魏、赵、韩、燕、楚五国伐秦，当时曾推楚怀王为纵长；但由于各国的利害关系不同，楚、燕二国对合纵不热心，没有出兵。 该篇的写作年代历来争议颇多，一些分析认为是创作于屈原被放于汉北后的怀王十九年，而另一些研究认为是作于顷襄王二十年 。
怀王时期
这篇诗的思想感情反映了屈原既渴望向怀王表白自己的忠诚、又甚感言不可结而诒的痛苦，透露他既对前途仍怀有相当的希望、又作了宁隐闵而寿考的准备，产生在怀王放他于汉北的时期是非常自然的；《思美人》最末说“独茕茕而南行”，是从汉北向南走，路途“陷滞不发”；《思美人》说“因归鸟而致辞兮……遭玄鸟而致诒。”下句的玄鸟就是燕燕，上句说到归鸟，接着说到玄鸟，作者在思想上是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燕燕仲春二月从南来，秋天又飞回北方；后文说“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是在考虑明春的行事，说明他作于这年秋天 。《思美人》文本中提到，“指嶓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嶓冢”是汉水发源之山名，为楚极西地，由此可证明此诗是屈原居汉北时所作 。
顷襄王时期
此篇中“美人”指的是怀王，回顾历史可见，屈原曾经深受怀王赏识重用，因此怀王对于屈原是有过知遇之恩的；而到楚顷襄王即位后，从历史记载看，屈原并未受过顷襄王恩遇，且比怀王在位时期更受排挤；从屈原与怀王、顷襄王两代君王的亲疏关系，以及联系屈原的其他作品来看，可见屈原对怀王极赋深情；屈原前期的作品均反复向怀王申诉自己的悲愤哀怨之情与耿耿之心，而《思美人》开头写道：“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表达的是对已经于秦国遇害的怀王的思念。作品流露出对君王（指顷襄王）的怨怒情绪较强烈，应是创作于顷襄王时期。《思美人》文本中，明确写道：“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此处“江夏”汤漳平译著本中的注释为“长江和夏水”，从中国历史地图册上看，此地属于屈原被流放的江南地区。文中又曰：“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那么屈原此时就是被流放而来到江南，看到了南夷之人与汉人不同的装束举止，因而发出此语。文中又写道：“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说诗人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来到了南方，是因为心里记着彭咸的故事。
创作动机
篇题为“思美人”，美人系指楚君王（楚怀王或楚顷襄王）。诗为屈原于江南放逐途中所作，表述为思国、思乡和仍一定要实现美政理想，希望君主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的心愿。 此诗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思君、爱君。思君是爱君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爱君、思君之中又带有怨君、待君之意，其主要目的是希望楚王及早醒悟。
诗人以“美人”隐喻着自己朝思暮想的理想政治方式、人生方式与人格理想。诗人不仅思念他的“美人”，追求理想的政治、人生和人格典范，而且在思念和追求中“冯心未化”地选择保持着高风亮节的追求方式。
诗篇在写美人的同时，也写到了香花美草，它们均一一“以配忠贞”：沿江夏行进时，诗人“擥芳茝”、“搴宿莽”、“解扁薄与杂菜”，这里的“芳茝”、“宿莽”、“扁薄”、“杂菜”，均非实指植物，而是用以喻指才能，诗人一路采摘、佩饰它们，乃是为自己为国效力时作准备。遗憾的是美人——君主并不赏识，致使诗人只得发出“吾谁与玩此芳草”的慨叹。这还不够，诗人更以芳草自譬，说芳草与污秽杂糅，作为芳草，终能卓然自现，而决不会为污秽所没；又将芳草比作媒人，“令薜荔以为理”、“因芙蓉而为媒”，欲通过这些媒人而向美人求爱，但又缺乏勇气。毫无疑问，美人、鲜花、香草，在诗篇中都一一成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它们在表现诗人本身的气质形象及体现诗篇的主旨方面起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大胆地将地上与天国、人间与仙境、历史与现实等有机地融合一体，让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一起，从而形成浓烈的浪漫奇特风格，是本篇又一突出的艺术手法。
诗人在求美人未成后，思绪难以自抑，情感受到挫伤，此时，处于现实困境的人物突然想到了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这些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的闯入，大大丰富了诗章的艺术内涵，拓展了读者的想象思维空间，显示了诗人超常的艺术想象力；正由于此，本诗才更显出想像奇特、神思飞扬的特点，表现出与《九章》其他篇有所不同的风格与色彩。 作者以形象思维为主来展开该诗的艺术画面，因而在表现手法上也呈现出相应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成功运用象征比喻手法，以想象、回顾和观赏风光民俗的方法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远”和“近”构成的合力形成某种距离感的形式表达情感三个方面 。
《思美人》具有屈骚的两段式结构特征，属于“非典型的二段一结”；发展了整体象征手法、直抒胸臆中穿插比喻和描写男女悲欢离合渗透的君臣之思，从而形成既直抒胸臆、又以婚爱寄意君臣关系的不甚完备的整体象征系统；在表现屈骚抒情方式的回环往复这一特点上，比以往作品更多地展示了个性特征。
本诗最大的特点即是“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王逸《楚辞章句·离骚解题》），如同《离骚》一样，诗中处处都体现出“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同上）的鲜明特色。
首先，诗题“思美人”即是“灵脩美人以媲于君”的体现；“美人”在诗中毫无疑问是指楚君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美女。（至于是哪位君主——怀王抑或顷襄王，历来有争议。）屈原撰写此诗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思女形式，寄托自己对君主的希冀，以求得到君主的信赖而实现理想目标。
诗一开篇即陈述了诗人思美人的行为——“揽涕”、“伫眙”，感情真挚而又炽烈。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拘牵——无良媒，致使他“志沉菀而莫达”，一再申言也无济于事。不过，诗人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信心，他仍竭尽全力地努力追求：“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直至诗篇之末，诗人明知自己已实在无能为力了，却仍不改“度”——努力的行为不得已作罢，而节操却始终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