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失事 也有说法 是蒋谋杀 一定要采纳啊
据说,坐飞机失事死~~~~
戴笠,字雨农,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
1942年,蒋介石发现戴笠势力大为膨胀,这是他参加军统局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时感觉到的。早在抗战结束前,戴笠负责肃奸接收,想趁机扩大实力,安插军统人员抢占要害部门如各地警察局长位置,就受到蒋介石的抵制。针对他扩张权力的势头,蒋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秘密活动,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抑制的策略。
5人小组由蒋介石领导,加上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共5人组成。宣铁吾是戴笠的死对头,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早就负责监视戴的使命。钱大钧是蒋的亲信,胡宗南虽与戴为密友,但蒋正为了分化戴与胡,才让胡宗南参加,以示信任,让胡汇报戴的行动。胡衡量他与戴与蒋之关系利害,自然会投蒋取信。
5人小组的成立,是蒋介石自以为可以控制和削弱戴笠,并对他全面监视,准备彻底解决对自己的威胁。
在六届二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正好顺应形势,准备干脆“一锅端”。在会议中,马上亲自下手令,在原来监视戴笠的5人小组之外,又成立了一个8人小组,成员皆为特工、谍参、警界等机构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彻底拿出对付戴笠和他所控制的军统的方案。8人小组虽然表面上有戴笠之名,但小组的另外7个人却排斥了戴笠,另外秘密提前搞成了一个“一锅端”的方案,准备在正式会议上发难。
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并亲自数次电谕在平、津一带滞留的戴笠赶回重庆,参加准备向他发难的8人小组会议。
而且,这几次会议传来的呼声,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使戴笠寝食不安。戴笠权力很大,但却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会议,他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但是那种气势戴笠还是感到了。
1946年2月,蒋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为唐出任警察总署署长作了准备。唐纵不仅从职务上超过戴笠,而蒋介石的真目的是想把由军统控制的警察权分而治之。
蒋介石指定的对付戴笠的8人小组就有唐纵,其他人分别是宣铁吾、陈悼、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郑介民和戴笠。
这8人中宣铁吾、陈悼、黄珍吾分别是上海、北平市警察局长和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这四人代表了蒋介石的意图,就是特工警察化。宣。李等人均与戴笠有矛盾。叶秀峰是中统局长,中统一向与军统势如水火。郑介民、唐纵虽然属于军统,但是被蒋介石笼络,两人早已不甘屈居戴笠之下,各自去向军政界发展。
1946年3月初,蒋介石再次给戴笠发电报,命令他立即回渝参加8人小组会议。这期间,宣、黄、李等人已开始策划如何把军统彻底搞垮。毛人风等已获得这些人的捣鬼计划,在蒋介石通过军统发给戴笠的电谕纸背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土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的警告。
戴笠见到蒋的电谕和毛人凤的警告后,十分气愤。但戴也明白,宣、李、黄三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蒋在利用他们整掉自己。戴笠遂回复了一封有愤激之词的电报,但毛人风以为用词不妥,压下未回复,来电请示修改。但戴尚未收到,已经飞机失事了。
戴笠明白,与蒋对着干不是上策,开始考虑“以进为退”,始有出国避风的打算。
就在蒋、戴之间斗法的关键时刻,一场事故使戴笠突然死亡,蒋、戴之间的矛盾自然化解,云消雾散了。
戴笠的死使蒋介石省去了很多麻烦。戴笠的死实则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当时他在北平正在处理有关肃奸事宜。这时,蒋介石已知悉美国人建议、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但蒋介石没有答应,对海军进行改组,撤换海军领导人,任命陈诚兼海军署长。戴笠仍不死心,邀请柯克到北平,作最后努力。
偶然中,戴笠在提审日本间谍、汉奸川岛芳子时,知悉军统布置处负责人马汉三曾叛变投日,还从川岛芳子处搜去了一柄乾隆龙泉宝剑。当时这把剑是孙殿英赠给戴笠转交蒋介石的,戴当时交马汉三保管。马汉三叛变时,剑又为日本特务田中所得,田中将此剑又交川岛芳子保管。
马汉三叛变后,因献剑免去一死,被释放。以后侥幸过关,仍在军统工作,爬到军统局布置处处长、北平民政局局长的高位。马汉三知道以戴笠的精明,早晚会东窗事发,所以一直预谋逃亡国外。
戴笠在发现马汉三匿剑、投敌之事后,又发现他还有贪污的劣迹,非常气愤。但戴当时焦头烂额,要应付蒋介石的“端锅”方案,又要赴青岛再次与柯克会晤,还要赶往上海与胡蝶办理结婚事宜,最后还要回重庆汇报肃奸情况,参加8人小组会议,实在无暇分身。因而戴笠决定,先施缓兵之机,待机再处理马汉三的问题。
戴笠采取了一些措施,稳住马汉三,先索回了宝剑,又散风要重用马汉三。但马汉三已看出戴笠在放烟幕弹,马汉三明白戴笠早晚要收拾他。按军统纪律,他自己的下场必死无疑。无奈之际,他与亲信刘玉珠密商,认为只有杀死戴笠,才可平安无事。他知道戴笠将去青岛、上海等地,于是立即派刘玉珠去青岛,密施暗杀戴笠计划--在戴笠的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戴笠在离开北平前,已经充分预料“一锅端”方案给他将带来严重后果。所以在1946年3月10日于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记念周,在讲话时说了一番深有含意的话:“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作为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从戴笠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已做好应付“端锅”的准备,并也做好引退的准备。
3月12日,戴笠约见郑介民(当时在北平执行军调处负责),把军统家底和善后工作作了交待。
3月13日,戴笠赴天津处理军统特务贪污等案件。同时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纳妾案件。
3月15日,戴笠返回北平,赴医院秘密看望杜聿明,商谈有关军统在东北地区工作配合问题。
3月16日,戴笠又赴天津,又于当日到达青岛。
3月17日,戴笠决定11时起飞,赴上海与柯克会面。
此时刘玉珠已到达青岛,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身份,借口登机检查“安全”,预放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
上午11时45分,戴笠登机起飞。起飞不久,即遇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下大雨,不能降落。戴笠决定直飞南京。
下午1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炸弹爆炸,飞机坠落于南京江宁板桥镇戴山。机上人员戴笠以下13人全部遇难。
3月18日,蒋介石获悉戴笠失踪,非常恐惧与紧张,马上令各有关单位寻找。
3月19日清晨,戴笠失事被证实。军统人员为戴笠等收尸。
3月21日,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专程去戴山勘查,找到了那把古剑,为以后查清戴笠之死找到了线索。
同时,各报刊载戴笠遇难消息,以飞机失事定调。
官方说法是飞机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