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员的主要目的是:
拖延时间。
人质劫持事件的时间拖得越长,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就越大。拖延时间的策略包括:向上级征求意见、延迟最终期限、将劫持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细枝末节上,诸如他们需要何种型号的飞机等。另外,提问时要提一些开放性问题,所谓开放性问题是指不能仅用“是”或“否”就能回答的问题。例如,要问:您需要什么型号的飞机?而不要问:您需要飞机吗?
保证人质的安全。
保证人质安全的方式包括:说服劫持者同意医治或释放受伤或患病人质,就食物和水的输送问题和劫持者谈判,通过谈判尽可能多地释放人质。将人质从劫持现场解救出来,不仅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在必须发动武力袭击时,还可以缓解现场的复杂状况。除此之外,获救的人质还可以提供一些宝贵信息,包括劫持者的方位和习惯,以及其他人质的状况。
保持冷静。
从最初劫持人质到持续数小时的谈判,在这段时间内,劫持者的情绪波动极大。他们常常对他们感觉不公平的、导致他们劫持人质的事物感到愤怒。不仅如此,在劫持人质之后,他们会处于亢奋的状态。一个愤怒、亢奋且手持机枪的暴徒对人质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谈判员绝不能与劫持者发生争执,也不能对他们的要求说“不”,而应采取拖延战术,或者和他们讨价还价。最重要的是,谈判员必须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让劫持者相信最终一切都可以和平解决。
缓和谈判员与劫持者、劫持者与人质之间的关系。
谈判员必须取得劫持者的信任。换句话说,谈判者必须表现得非常理解劫持者行为的原因,但仍要给他们留下强硬的印象——不能仅取悦劫持者。此外,谈判员还可以促成劫持者和人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比如运送大量需再加工的半成品食物或医疗用品。当劫持者开始了解人质,将他们当作活生生的人时,他们就难以下手杀害人质了。在1975年发生在荷兰火车上的一场人质危机中,一位名叫罗伯特·德格罗特的人质就因此化险为夷,他在被处死之前为妻儿进行祷告,随后劫持者放过了他。一些劫持者感动落泪,其中两人同意不向他开枪,而是将他推下了火车。这名人质翻滚下路基,幸而没有受伤,佯死一段时间后便成功逃脱(Barker,第33页)。为了防止感情用事,恐怖分子在处决人质时往往速战速决,不允许任何人祷告。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共度数小时、数天、数月,不仅使劫持者对人质产生了感情。人质往往也会对劫持者产生恻隐之心。这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它得名于发生在瑞典的一起银行抢劫案,歹徒的失手导致了持续六天的僵持局面。渐渐地,人质开始认为外面的警察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最后自己成了劫匪的帮凶,帮他放哨并提供建议。其中一名女人质甚至在绑匪入狱期间嫁给了他。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心理原因。部分是由于一种防御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能够安于目前的处境,而对外界干扰无法忍受。它同时还和权力有关——劫持者拥有处决人质的权力,若他不行使此权力,人质就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转化为感恩心理,最后发展为同情心。此外,对于警方闯入现场并可能在交火中意外杀死人质的恐惧感,也可使人质与警方形成对立。
罪犯劫持人质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他们的需求。
劫持谈判,就是劫匪利用人质与警方达成某种协议;
协议达成以后,警方提供罪犯要求的交通工具,罪犯交出人质;
兑现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尽量减少人质的伤害。
当然,警方会尽量不让罪犯脱逃,不过,也有让罪犯脱逃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