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什么样的人？

万历（1573年 - 1620年）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万历这个年号一共48年，是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历史学家黄仁宇用“大历史观”的角度，写了《万历十五年》这本研究明史的专著。

1.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1573 - 1620），明朝使用万历这个年号一共48年。 2.代指明神宗万历帝。
[编辑本段]万历帝简介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穆宗朱载垕第三子，隆庆二年（1568年)被册万历皇帝像立为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死，朱翊钧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故后人又称他为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执政的48年时间是非常矛盾的：曾作为一代英主，在大臣们的辅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也曾28年不上朝听政，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他还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为此背负了千古骂名。因而在明朝历史上，他的帝王生涯总是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生平详解
万历登基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十三位皇帝，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生母李贵妃原为裕王邸宫女，后被当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看中，隆庆元年（1567年）被封为贵妃。据说她对于儿子朱翊钧教育颇严，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有为之君。 朱翊钧自幼就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6岁时，他看见朱载垕在宫内骑马奔驰，便上前挡道谏阻说：“父王为天下之主，单身匹马的在宫中奔驰，倘若有一个疏忽，那可不得了。”朱载垕听后深受感动，自此更加喜爱他。隆庆二年（1568年），朱翊钧被册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朱载垕病逝。六月初十日，年仅10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
万历新政
朱翊钧即位时年仅10岁，由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张居正接任首辅后，在李太后的支持下，于万历元年(1573年)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作为升迁、黜陟的依据；在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选用能征善战、带兵严格的将领，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在经济上清丈全国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基本内容是赋役合并，化繁为简；统一役法，摊丁入地；田租征银，官收官解。这称得上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大变革，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张居正还治理黄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史称“万历中兴”。 据说，朱翊钧非常尊敬张居正，言必称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冬天上课时，朱翊钧总是嘱咐小太监将厚厚的毛毯放在张居正的脚下，以免冻着脚。张居正生病后，朱翊钧更是亲自为他熬药，而张居正为了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更是加倍努力，事必躬亲，将一个大明王朝治理得井井有条。
万历亲政
万历十年（1582年），由于操劳过度，“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一代名臣张居正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朱翊钧为张居正辍朝一天，并给予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朱翊钧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生前“忠贞不贰”的“元辅张先生”，死后反而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原因何在？由于张居正为人非常正直，得罪了不少大臣，而他所推行的改革也触动了不少守旧势力。在他死后，一些变法期间失势的守旧派大臣乘机反扑，纷纷上奏朱翊钧，要求弹劾张居正和他的支持者冯保。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朱翊钧对昔日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也许是在张居正的严格管理下有些厌倦了，当守旧派大臣仍提出这些要求时，朱翊钧觉得自己真的应该这样做。 朱翊钧也深知，要想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而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就必须清算张居正，推倒张居正。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开始亲政、独揽朝中大权打下牢固的万历年间绘《平番得胜图》基础，因而清算已死的张居正成为朱翊钧亲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但朱翊钧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自己曾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可从哪里下手呢？经过权衡利害得失，他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朱翊钧以欺君蠹国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张居正在世时，与冯保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在劫难逃。果然不出所料，朱翊钧随后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免，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不久又诏夺了张居正所封官职、谥号，其家产被查抄，家人被谪戍。
万历怠政
全面否定张居正改革，是朱翊钧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当朱翊钧彻底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就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从此以后，朱翊钧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昔日少年天子的气派与风采，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长年深居禁宫，嗜酒、恋色、贪财，私欲膨胀，恣意妄为。 独裁统治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严重的危机。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宁夏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同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叛乱。朱翊钧被迫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三征历时十余年，虽然获得全胜，但却丧师数十万，耗银千万两，致使国库空虚，百姓遭难，由此开始明朝一步一步由盛转衰。 就在朱翊钧隐居深宫，怠于临政，万事不理之际，东北的后金却迅速崛起，努尔哈赤以30年时间统一了满洲女真各部落，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朱翊钧为了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此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灭亡的危机已然形成。因此后人评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 在朱翊钧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近代史学家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里把朱翊钧亲政的晚期称为“醉梦之期”，并说其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事实上，朱翊钧亲政的晚期不仅仅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更重要的表现是过度纵情于酒色财气之中。万历十四年（1594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曾奏称，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上疏朱翊钧，疏中批评他沉迷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朱翊钧看后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奏章留中不发。雒于仁上疏的内容应该说基本上是属实的。 明定陵地宫朱翊钧的好色是非常有名的。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朱翊钧曾效仿祖父朱厚熜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他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朱翊钧的贪财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关于他贪财的事例极多：在亲政以后，他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曾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为了掠夺钱财，他还曾多次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搜括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使百姓怨声载道。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朱翊钧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安葬于三十多年前自己精心修建的“寿宫”定陵，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为神宗。
[编辑本段]大事详解
三大征
指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1573～1619）年间平息叛乱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三战皆捷，但明朝人力物力也遭受到巨大损失。 宁夏之役 即镇压哱拜之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中降明，积功升都指挥。万历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余，专制宁夏，多蓄之命。万历十七年，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归途取路塞外，戎兵亦远避之，因益骄横，有轻中外之心。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哱拜因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发帑释囚。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惟忠自缢死。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以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刑牲而盟。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惟平虏坚守不下。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套部蒙古支持，势甚强。此后，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承恩杀许朝，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旸。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拜阖门自尽，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播州之役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二十六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设防。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失利，杨国柱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又败。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六月，刘綎又破大城。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子朝栋等被执，明军入城，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朝鲜之役 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万历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汉城）。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军队望风而溃。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军进占王京后，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库。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但援军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击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得败讯后，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捷，此后又复开城，扭转战局。后又进逼王京，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三月，刘綎、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并断日军粮道，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明神宗朱翊钧下石星等于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兵及福建、吴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汉兵等往援。次年二月，明军兵分四路，中路李如梅、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分道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但李舜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海上会战中牺牲。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三次战役虽取得胜利，但也使明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史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经此三次战役后，明朝元气大伤，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万历朝开始，随着“小冰河时期”的到来，中国北方粮产量大减，军户既要打仗，更要从事武器生产等各种劳役，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军屯收上来还没有种下去的多。为此，万历搜刮矿税、商税、瓷矿，靠这些资金保证了边军的战斗力，所以万历虽然赢得了“三大征”的赫赫武功，但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万历苛政”的名声。 两次抗日援朝八次主要陆战的兵力对比和结果 （一）临津江之战： 日军：15万 总督：宇喜多秀家 其他将领：小西行长，加腾清正等 朝鲜军：20万 主将：李溢 结果：北韩军失利，20万大军几乎被全歼。 朝鲜军失利的原因：朝鲜已经有几百年没有战争了，''人皆不知兵''，在这次战役中朝军虽然也很英勇但无奈的是无论在装备，阵法和单兵格斗各个方面都远远不如日军。失败再所难免。 （二）平壤大战： 明军：4万余人 主将：李如松 副将：杨元 偏将：吴惟忠，查大受，祖承训等 日军：第一军团2万余人(号称3万) 军团长：小西行长 偏副将：大村纯忠，远藤又次郎，如藤安等 结果：明军大胜，毙伤俘日军1万余人，而明军伤亡仅仅是不到800人 日军阵亡将领：后藤加义 明军胜利的原因：明军充分发挥了大炮的巨大优势，日军在日本战国时期基本上没有见过大炮，他们的火器是以火枪为主，而明军的火器则以大炮为主，射程远，威力大，还有就是日军将领和士兵缺乏躲避炮弹的经验，他们往往是死了一批又上去一批，成为了明军大炮的活靶子。 （三）碧蹄馆大战： 明军：骑兵3千人(后又增加了2千人，一共是5千人) 主将：李如松 副将：李如柏，李如梅，查大受，祖承训，李有升等 日军：第3军团和第6军团和第9军团共3万6千余人 军团长：黑田长政，小早川隆景，羽柴秀胜 副将：加藤光泰，久野重胜，小河信章，后藤基次，小野和泉，小野成幸，池边永晟，小川成重，安东幸贞等 结果：日军失利，伤亡超过8000人，明军伤亡2500余人 日军阵亡将领：久野重胜(在乱军中被祖承训击毙)，池边永晟(被祖承训一刀击毙)，小川成重(死于李有升的刀下)，小野成幸(被李如柏击毙)，十时连久(被李如梅击毙)，安东常久(被查大受斩落马下)，安东幸贞(被查大受击毙) 明军阵亡将领：李有升(在杀死了小川成重后被日军士兵用钩子钩落马下，惨死于几十名日军士兵的乱矛下) 明军胜利的原因：其实这是一场遭遇战，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明军在派出3千骑兵只是要搜索日军的位置，3千骑兵在消灭了日军的2千人的先头部队后与日军大部队遭遇。明军是胜利最大的原因主要是发挥了骑兵的巨大的冲击威力，日军缺乏骑兵，自然也缺乏对付大批骑兵集团作战的经验，还有就是日本缺铁，他们的士兵的盔甲基本是以竹制盔甲为主，只有少量的武士才可以穿铁制盔甲，大部分的武士和足轻(轻装步兵)是竹制盔甲甚至没有盔甲，因此明军一般一刀就可以击毙一名日军，而日军则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打死打伤一名明军士兵。所以在明军的铁骑兵面前日军无论是在装备上和单兵格斗上都远远不是明军士兵的对手，更何况这几千明军士兵很多都是常年和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精锐士兵。 （四）王京(汉城)围困战： 明军：3万余人(加上北韩军一共接近4万) 主将：李如松 日军：12万余人 总督：宇喜多秀家 结果：日军主要粮仓龙山仓库被明军敢死队烧毁，日军请求议和。日军伤亡300余人(大部分为日本忍者兵)，明军和朝鲜军伤亡50余人。 日军阵亡将领：本多重葵(龙山仓库指挥官，自杀) 朝鲜军阵亡将领：高彦伯(乱战中为救明军将领查大受而被日军击毙) 原因：经过碧蹄馆大战，日军对明军的战斗力的强大感到了极大的惊恐，12万人面对仅仅3万多明军竟然不敢出战，以至于明军仅仅百人的敢死队就可以深入日军腹地烧毁龙山仓库。 以上就是明末第一次抗日援朝战争的几次陆战,其实还有很多战役，它们主要是海战 。 下面开始简单介绍一下明末第二次抗日援朝战争的几次比较惨烈的战役 （五）南原保卫战： 明军3千人，朝鲜军3千人 主将：杨元 副将：方时辉，郑文图等 日军：日军第一军团和第八军团一共将近5万5千人 军团长：小西行长，宇喜多秀家 结果：南原失守，中朝联军除了2千人最后突围出去以外，其余4千余人全部阵亡。日军损失7000余人 原因：这是个战略上的失误，明军的兵力过于分散(本来总兵力就不到日军的一半)，其他地方的明军无法也没有能力增援南原。当然明军和朝鲜军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可以用可歌可泣来形容，明军和朝鲜军在大炮没有弹药，箭石全部用完，粮食也消耗完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投降，全部战死，其勇猛精神使日军深为震撼。 （六）稷山战役： 明军：5千人 朝鲜政府军：2千人 朝鲜僧兵：1千人 中朝联军总指挥官：解生(明军将领) 副将：杨登山。塞摆等 日军：第3军团1万4千人 军团长：黑田长政 副将：伊达政宗，后藤基次，林道利等 结果：中朝联军胜利，击毙日军6千余人，联军伤亡2千5百余人 原因：5千明军大部分都是当年戚继光在北方练兵留下了骨血，使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3次连发火枪，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出现的连发火枪，这是日军的装备所不能比的。 还有就是明军将领解生采取了避开日军正面而从后面打击日军的战法也令日军措手不及。 （七）蔚山大会战： 明军：3万6千人 朝鲜军：近1万人 中朝联军指挥官：杨镐(明军将领) 中朝联军副指挥官：麻贵(明军将领) 明军副将：高策，李芳春，李如梅，卢继忠，董正谊，王问，许国威等。 朝鲜军指挥官：柳如龙 日军：第2军团，第3军团，第6军团，第9军团，总共6万4千余人 军团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小早川秀秋(小早川隆景之子)，羽柴秀胜 副将：浅野长政，浅野幸长，竹森义盛，饭田角，森本仪太夫，九鬼四郎等。 结果：中朝联军苦战失利，明军伤亡1万1千余人，其中阵亡7千余人，伤4千余人，朝鲜军伤亡近4千人，日军伤亡1万2千余人。 明军阵亡将领：卢继忠 日军阵亡将领：竹森义盛，森本仪太夫 战役过程：开始的时候明军在战场上占据优势，日军在野战能力上比明军骑兵差，在遭到了重大伤亡后日将加藤清正放弃了与明军打野战的打法，而采取了坚守城池的做法，日军边打边撤，撤退到最后一个也是最坚固的阵地：岛山，明军缺少大炮，所以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最后连续10几天下雨，明军弹尽粮绝，被迫撤退，日军追击过程中被明军后卫部队阻击，也无法扩大战果，双方又恢复了战前的态势。 联军失利的原因：首先一开始这次决战的时机就不成熟，当时明朝水军没有到达朝鲜，无法从海面上切断日军的补给线，而日军的援兵，粮食则源源不断的支援蔚山战场，而且当时朝鲜已经进入雨季，道路淤泥，明军的大炮没有办法运到蔚山前线战场，使得本来在兵力上已经不占优势的明军在火力上也不占绝对优势。还有就是在岛山进攻战中，明军久攻不下，将领们要求撤退到周边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而指挥官杨镐却一意孤行集中兵力强攻岛山，致使伤亡惨重，打援部队兵力不足，被日军援兵袭击了后方，致使全军败退，幸亏后卫部队十分英勇，要不后果不堪设想。 （八）顺天郡战役： 明军：2万余人 将领：刘铤 副将：李应轼，吴宗道，吴广，王士琦等 日军：第1军团 1万4千人左右 军团长：小西行长 副将：马晴信，松浦镇信，远藤又次郎，内藤如安，大村喜前，后藤信康 结果：明军胜利，毙伤日军7千余人，明军伤亡3千5百余人。 日军阵亡将领：大村喜前 战役过程：开始明将刘铤采取了假和谈的方法诱使小西行长出城，后事情败露。日军开始想以骑兵冲击明军左翼，结果出击的日军反被明军包围，全军覆没。日军在防守了5天后从海上撤退回国。 女真
此时东北女真族努尔哈赤兴起，成为日后明帝国的隐患。 1619年，辽东军区司令官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使辽东局势得以缓和。不过朱翊钧的三十年“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已经完全停止，即使军事科技领先当代、农业技术明显优于前朝，但是明朝行政已长年陷于瘫痪。 所以，一直以来史学界一致认为“明实亡于万历”，伟大领袖毛主席阅读《明史》后亦是如此认为。历来的看法，一个政权的兴旺，再大的因素绝不可能是外因，有古语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后金在关外对国家的分裂割据行为只不过是加速明王朝的灭亡，明王朝真正灭亡的原因包括自身僵化的财政系统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问题，这些都属于经济基础。而上层建筑的崩溃已经腐化使明王朝再也无力在明末小冰河期、鼠疫等罕见的天灾面前继续运转存活下去。 明王朝的灭亡绝不能简单的归咎给外敌因素，相反满族的崛起恰好使松懈的明王朝行政系统重新开始运转，直到之后天启年间，阉党大肆屠杀东林党，使得整个朝中几乎没有能够真正为百姓、为国家做事情的人，进而明王朝迎来了落日时刻。 以史为鉴，无论之后中国走什么样的国策路线，统治阶级务必内修法度、创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才能对付外来的一切敌人，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神宗之死
朱翊钧在萨尔浒之战的次年（1620年）逝世，葬于定陵。《明朝帝王陵》提到：万历的定陵1958年发掘，万历帝尸骨复原，“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

评价
《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万历朝开始，随着“小冰河时期”的到来，中国北方粮产量大减，军户既要打仗，更要从事武器生产等各种劳役，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军屯收上来还没有种下去的多。为此，万历搜刮矿税、商税、瓷矿，靠这些资金保证了边军的战斗力，所以万历虽然赢得了“三大征”的赫赫武功，但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万历苛政”的名声。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郁症的临床表现。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前十年（1573-1583年），大学士张居正辅助神宗处理政事，更张祖制，社会经济发展较好。20岁时，张居正逝世，朱翊钧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主持“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后期罢朝近30年。在这一时期内，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全国和经济总量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但是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文官集团的党争使得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东北的女真趁虚兴起，因而种下了明朝灭亡的祸根。
　　万历帝曾作为一代英主，在张居正的辅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他也曾穷奢极欲，横征暴敛，背负了千古骂名，在他五十八岁的这一年，他终于回到了天上，他终于可以摆脱心中善与恶的斗争了。
　　《明史》赞曰：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明史》中记载朱翊钧在位期间长期不理朝政的事情。万历十五年（1588年），为了躲避群臣的骚扰，万历宣布实行“静摄”，从此不上朝。许多人认为朱翊钧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干政，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朱翊钧都有反应，表示奏章还是有在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明史》对于朱翊钧的评论是：“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不过有专家学者提出争议。因为明亡的因素是：第一、党争，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才停止。第二、阉人专政，明朝先后出过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等著名的专权太监。皇帝对他们的偏听偏信对朝廷风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第三、万历十年（1583年）起，中国进入了小冰河时期，极大摧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农业经济，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受到极大冲击，必然造成上层建筑的变化。第四、内忧外患，明王朝后期满洲与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对大明王朝的倒塌也起了极大的作用。所以仅仅将其归结于万历皇帝朱翊钧一人是不负责任的。

万历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顶级宅男，不上朝，不祭祖，不拜天，整天过宅男生活，是个大胖子。

张居正是自己病死的，但死后全家遭到万历皇帝迫害，是因为张居正当首辅是对万历皇帝管教太严，导致万历皇帝有很强的逆反情绪。

万历皇帝倒不算是一个暴君，但绝对是一个昏君，不是心狠手辣的人。

万历皇帝对大明的作用就是亲手将大明送上了灭亡之路。

　　万历皇帝即明神宗朱翊钧（汉语拼音：Zhū Yì Jūn，“翊”音同“翌”；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明朝第十三代皇帝。年号万历，是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十岁的朱翊钧登基，是为明神宗。在位48年，谥号为“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人物简介：
　　万历前十年，大学士张居正辅助神宗处理政事，更张祖制，社会经济发展较好。20岁时，张居正逝世，神宗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发动“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后期因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而罢朝近30年。在这一时期内，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全国和经济总量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但是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文官集团的党争使得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东北的女真趁虚兴起，因而种下了明朝灭亡的原因。1620年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死后葬于十三陵定陵。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神宗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足足是48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即位，九月去世。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纪元未满48年。
　　明神宗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0岁以前，是裕王子与隆庆朝皇太子时期。从10岁开始登基到58岁驾崩，48年的皇帝生涯又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0岁到20岁，小皇帝时期，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20岁以后，亲政时期，他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虽然并不上朝，但并不代表不管事，亲自主持万历三大征，就是明证。
　　历史评价：

　　《明史·神宗本纪》（张廷玉撰经过大清乾隆皇帝审阅过目）：“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朱翊钧可不知所戒惧哉？”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郁症的临床表现。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是个昏君无疑，年少时，有英明的太后和擎天之柱张居正辅佐，因为国家财政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冷兵器时代嘛，有钱基本上就什么方面都差不了，经济，军事都很强，抗击倭寇的戚继光就是在这个时候大显身手的，总之，出现了大明中兴的气象。张居正离世前，他想亲政，张居正死后，他却几十年不上朝，大明王朝实亡万历，绝对有一定道理，正是由于张居正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大明王朝才苟延残喘到崇祯，不然，等不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之流，估计有很大可能会被倭寇灭亡。